我终于发现自己看人的眼光太过简单,我从来没有去想面具下面是一张怎样的面容,我总是直接把面具当做面孔来对待,却忘记了笑脸面具下往往都是一张流着泪的脸。

1974年春天，我下乡到富拉尔基区和平良种场，开始 “磨一手老茧，炼一颗红心”。刚干农活的我充满了新奇和挑战。我发现，不仅搞艺术需要天赋，即便是干农活也是需要天赋的。就拿铲地来说吧，有的农民铲了一辈子地也是“兔子蹭”，而我刚铲了半天地，我队的技术员就说我干活“洒透”，是个干农活的好材料。于是悉心指点我铲、傍、剔、蹬、挑等铲地方面的技艺，没几天，从不夸人的老组长李大伯也说我干活带个“老农的架”了。接下去是三铲三趟放秋垄，高温造肥科学种田，我学了全套的农活。秋收的时候，我开始了我画中的经历——割麦子。我全然没有我画面的笑容。一人六根垄，自己开趟子放“腰子”打捆。老手新手的差别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茬口平的是老手，茬口摸斜向上的是新手或者是“二八裉子”的本地户。压住茬口需要腕力，没两天我的胳膊就肿了，右手也抓“涨把”了，肿得像馒头，喝粥端不住碗，爬在桌边滋溜滋溜地喝。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不是坐到床上，而是像自由落体一样“落”在床上，躺下什么姿势，醒来时还是什么姿势。有一次我实在割不动了，找个地方喝了一肚子井拔凉水，一步一步往回捱。心想，“割，还是不割，这确实是个问题”。找到我开的趟子，却发现丢在地头的镰刀不见了，四下一撒摸，见老组长李大伯坐在地上磨我的镰刀。见我疲惫沮丧的样子，慈祥地笑了，不紧不慢地继续磨。我心里一热，心想啊，我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李大伯和我们一样干活，还为我磨镰刀，这不就是为了我早日干好农活，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么？没说的，咬牙干吧……于是割麦子，割谷子，割黄豆，割玉米，割高粱……最后，队里组织10个割地最快的青壮劳力割计件，9个是本地青年，唯一的知识青年就是我。
在这样紧张的体力劳动中，经人介绍，我结识了农场技术员马正潭(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育种专家，后来的市园艺研究所所长)，他教我培育杂交种，他送我一本《为革命种好杂交高粱》的书，他甚至和我交换各自的日记看，那是了解双方内心世界的最好的方法呀。我庆幸我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遇到了这样的好老师。常常是傍晚，我俩一起走向农场的试验田，宁静的田野上传来蛙鸣和蟋蟀的叫声，试验田里经过人工授粉的高粱穗都套上了硫酸纸袋，暮霭中远远望去，像漂浮在田野上的白云……每每在这种时候，我俩都会沉浸在无言的感动中——为人民培育高产、早熟、质优、抗逆性强、食用品质佳的杂交玉米、高粱，是我俩唠不完的话题。他的人生经历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我也开始学习杂交育种的知识了。秋收后，马正潭带我队的技术员去海南岛繁育种子，队里便让我代理了技术员。各种各样的杂交品种需要打场、晾晒、入库，都要妥善安顿，精心记录，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，每天都忙到深夜，我感觉充实而快乐。
但我也常常在梦中和同学们到野外画水彩写生，醒来以后就非常的失落。于是我就这样说服我自己：我不能总做生活的描摹者，我要做生活的主人。
然而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农业局的知青都转点到市园艺试验站去了，我的育种也像我的绘画一样，成了梦想……
后来的30多年中，又有许多的理想成为梦想，好像是我人生中的断壁残垣。渐渐的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有些理想实际上就是一种职业，一种谋生手段而已。与你深爱的东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职业变了也就变了，但是你的爱好不能变。如果放弃，你就会睡不着觉，就会悔恨交加。你的爱好与你的职业可能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你还是会去努力和坚持的。这样一来，那些“断壁残垣”就转化为你的人生中的财富和积淀，以某种审美的和艺术的方式展示给大家，这才是你最愿意做的事，成功与否可以在所不计，但是你绝不后悔。

• 编辑29xq2010